随后，赵某的个人隐私被泄露，涉及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一时间，网络暴力对着一个20岁的女孩进行了“人身攻击”，网民的关注焦点聚集“没有社会责任感”、“不孝顺”、“不检点”等对她的生活指指点点，还有人不断地打电话、发短信进行辱骂。舆论逐渐发酵，甚至有网友无辜中枪，被误认为确诊患者。看着自己的照片被各种点评、羞辱，当事人表示非常气愤且无助。
9号，赵某通过今日头条对外发声，她向成都市民道歉，并表示自己是在不知奶奶确诊的情情况下出门。此外，赵某澄清自己的工作是在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确诊后第一时间配合防疫工作，女孩在文中写道：“我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她的个人生活不该是公共话题，防疫才是。但为什么事件的矛头会瞄准到了20岁的成都女孩身上？真正该道歉的应该是网暴实施者而不是受害人，这场“魔幻”的闹剧，直指出互联网空间治理的乱象。
1. 后真相时代和女性污名化推动公共议题的舆论失焦现象
严利华等人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失焦现象及其启示》一文中指出，舆论失焦是指由于网络发展，公众知情权、话语权提升，事件中舆论难以被一方主导，使得舆情演变的主体脉络呈现多极化发展，以至逐渐偏离事件的中心议题。
“情绪先于理性”的“后真相时代”下，大众往往更加关注自身情绪的宣泄而不是对事实的思考和判断，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公共舆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
此次事件中，网民们对赵某的不知奶奶确诊和活动轨迹与其工作地点相符的事实并没有太多关注，也没有对网络上出现的通知书、朋友圈截图等非官方信息进行查实，仅仅以几张图片和小道消息开始对她指指点点，宣泄对其行为的不满，急于为事件下定义，舆论的中心就此偏向对赵某个人生活的指责，“后真相时代”为舆论失焦提供了更适合的“温床”。
不得不提到的是，女性的污名化在赵某身上展示的淋漓尽致、不怀好意的部分网民以一系列侮辱性的话语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讨伐，调侃女孩私生活混乱，这些污言秽语让赵某冠上了“荡妇”头衔，而这仅仅只是因为官方披露的消息里，赵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晚上逛了几个酒吧。一个女孩去了几个酒吧就被进行所谓的“荡妇羞辱”，这也与传统习俗对完美女性的定义相关，在男权社会的语境下，女性被赋予了过多的刻板印象，而频繁出入娱乐场所是与传统女性形象相冲突，即使她们没做出什么违反违纪的事情，也容易被扣上“生活不检点”“活该受害”的帽子。女性的污名化“名正言顺”地使舆论失焦。
后真相时代和女性的污名化顺势推动舆论失焦，把这个突发的卫生公共事件的焦点原应该放在疫情防控本身，却使得聚焦在赵某的私人隐私上。大众的关注焦点明显偏离，甚至上升到人肉搜索，差点造成又一次的“社会性死亡”事件。
2. 隐私漠视：新型网络暴力与低成本违法
回归事件中心，非理智的舆论之所以可以掀起惊涛骇浪，从而摧毁受害者的正常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对于隐私权的漠视以及此类违法行为的低成本性。一些法治意识淡薄者为了满足私欲，随意发布他人的私密信息且不加分辨地进行传播，才使得此类事件最后往往难以收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如何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主流媒体引导：求真求实的责任更加繁重
在舆论事件的发酵过程中，主流媒体的引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后真相”时代，媒体求真求实的责任将更为繁重。面对受到群体极化与强烈情感影响的受众，新闻媒体应始终保持理性，避免充满偏见的情感与立场，减少“后真相”时代诉诸情感技巧的滥用。
2.网络监管立法：从根源上解决网络不法行为
立法上明确网络暴力、网络隐私权等重要概念与行为，并对构成要素也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只有从根源上解决网络不法行为，才能净化我们的网络环境，并对触犯网络暴力的违法行为进行刑事追究，从立法上以最大的“威力”震慑住企图肆意进行网络暴力的人。
3.网民素质提高：具备选择、判断与辨识能力
最后，对于我们每个普通的网民而言，新的媒体环境对网民的信息处理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信息的海量膨胀以及来源的多元化，意味着受众面临空前复杂的信息选择环境，公众要具备更多的选择、判断与辨识的能力，要提高信息生产和分享素养，对自己发布和传播的信息和言论负责。面对一些突发事件，大家要保持理性，在真相大白前，让子弹多飞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