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提到了新公关的时代背景概述，今天我们对新公共关系的背景进行宏观环境分析，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四个要素出发。
（一）政治环境
（一）政治环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公共关系从西方被引进中国大陆。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西方在政治上一度变得可疑和危险，加之公共关系自身的形象和道德危机，效仿西方反倒加剧了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不见好，这一度吸引国内学者对现代公共关系与中国本土化结合的研究。“拿来主义”地照搬西方的那套理论是不科学和不可实现的，中国特色语境下的公共关系传播应成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内有利于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主义舆论环境，参与遏制腐败的斗争，反腐倡廉，改善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成为党的“口舌”和“左右手”。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意见》再次赋予深圳以特殊使命，明确了深圳先行示范区作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
普勒地处位于先行示范区的中心，地缘优势以及处在深圳先行示范的作用下，成为公共关系行业里的“先行示范者”。在开始公共关系活动前，新公共关系要从大处思考是否能够帮助中央政府机构目标得到良好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正大光明的解决社会问题。
（二）经济环境
1.自由竞争市场的经济需要
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唤醒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人们意识的时代下，人们所酝酿的、积蓄的世俗化、市侩化和功利主义迅猛兴起，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必定造成市场经济的诞生。
自由、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生存环境不仅受到直接或间接竞争对手的威胁，还有受到来自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品牌信任度与美誉度的创造、供应商的质量等全方位的竞争。企业不仅产品质量要好、价格要合适，而且还要面临售后服务、企业与产品的知名度、 美誉度、品牌、形象、CIS 战略等一系列无形资产的较量和一系列的“软竞争”。
仅把公共关系作为市场营销手段的思想已经不适合当下的经济环境了，企业要适时转变经营机制，改进经营理念，协调复杂的各类社会关系是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进行公共关系的必要。新时代公共关系要发挥重要的三个作用：关系管理、营销传播和价值构建。（引自胡百精的《中国公共关系史》）
（1）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管理职能。公共关系通过沟通来理顺企业内外的多级、多维度的利害关系。
（2）公共关系作为一种营销传播手段，服务于产品定位与推广、品牌塑造与维护、促进竞争与合作。在同质化严重的环境下，立足产品功能属性而又超越此前的审美、伦理和精神价值，公共关系将更具有整体性和战略性眼光，在传播效果上更加温和、深入。
（3）公共关系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选择——对话而非对抗。公共关系对话是比对抗更优的问题解决方案，即使对抗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亦应是将之导向更加朗阔的利益和价值空间，并借由对话达及多元和谐、促进公共之善。新公共关系应追求对话、创建合作价值底线和“从大处思考”的观念框架。
2.经济全球化催生公共关系跨国传播需求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享受到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的权利，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其产品生产力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也因此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随着通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发展成为态势，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离不开国家与企业的外交。在这一背景下，新公共关系必须增强国内企业的公共关系国际化视野和外企在国内公共关系本土化。这对公共关系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跨国传播要掌握本土与他国的差异，特别是语言沟通和文化差异。
新公共关系的从业人才筛选对其他语言要求逐渐增高，对专业度的认可也在不断提升，懂得跨文化传播并且具备多国语言的学生将会是国内公共关系机构或企业公关部门的大爱。
（三）社会环境
1.消费主义的诞生
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带来产品的极大丰富，使得消费变得比生产更为重要，没有消费，生产则毫无意义。但当消费代替生产成为主导性的市场议题和社会问题，消费文化变得以形成。消费不仅影响生产和市场，还有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体验和价值观，重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
消费文化催生的消费主义，使得部分消费者关注在消费过程中产品功能之外的因素，以品牌产生的高级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社交、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占消费主导地位，建立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不再局限于消费关系，产品忠诚、品牌支持、名誉维护等让消费者自发的行为统统建立在公共关系软性传播之下。传统的硬式推广已经难以生存了，一味单向度的传播无疑带来厌恶，以人为本，强调信任、沟通、和谐、共同体和公共性才能在消费文化里得以生存。新公共关系应注重内容的整体规划，以及信息被建构的方式或渠道，以提升信息的可信度，并潜移默化中建立信任。广告是自己讲，公关是让别人议论、评价你。
2.生活方式的变化
新兴的生活方式崇尚时尚、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在跨国文化里，国际交流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外部的影响更加开放刺激着人们对跟上前沿潮流队伍的意识，人们对社交、自尊、求知和审美等需求更加强烈，生活上单一满足基本吃穿住行已经难以满足任何大众的需求了。企业在进行传播时要注重对满足生活高级品质的输出，同时了解目标群体对在生活多样化需求里的精准化。
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止在精神上的追求，还有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语境，这一点我们归为新公共关系时代里的技术方面。
3.多元文化的交杂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浓厚，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外国文化逐渐被输入进国内。例如我们不仅过着清明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西方的万圣节、母亲节、圣诞节等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狂欢日，中国节日注重岁时节气，习俗以吃喝为主；而西方节日则多源于宗教及相关事件，以玩乐为主。中西文化的结合是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人秉持中国文化并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要求新公共关系的从业者要有开放和包容的格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4.Z世代青年的C位出道
Z世代是指1995年至2009年期间出生的人，又称作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统指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这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对消费市场影响持续加大且加重。他们的特征也很明显，更关心“体验”，个性化凸显，会努力挖掘更好的价值和服务，并且具有比千禧一代更大的影响力：较高的生活费且其偏好会影响家庭的购买决策。新公共关系从业者要注重与这一代人的关系，他们会是十年后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四）技术环境
新时代的技术主要是指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在传播学当中，学者们普遍把传播过程划分为五个因素，分别是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媒介、接受者和传播效果，毫无疑问，公共关系也是传播管理的过程，因而探讨新公共关系时代的技术背景我们也采用传播过程的五个要素来研究技术对公共关系的影响。
1.传统传播媒体话语权的分散
互联网的发文成本低，注册一个媒体号是极其简单的，众多数量的自媒体削弱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因此新公共关系从业者在活动过程中要注重受众群体中意见领袖的力量，例如种草达人、娱乐段子手等各领域的KOL，与他们合作宣传和推广组织产品并输出品牌理念等价值观，这对于受众来说，更为亲近且信任度更高。
2.信息的多渠道分发
互联网的普及性和用户的多样性催生出众多传播平台，短视频（抖音、快手等）、资讯（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QQ、微博等）等等渠道让流量分散，新公共关系从业者不得不考虑内容在多渠道的分发以及多渠道的建立用户关系。
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一点的是，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大爆炸，每一秒都有新的内容产生，如何在众多信息中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也是从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3.传播媒介的转型
以往组织需要进行传播会选择电视、杂志、报纸、现场游说等传统渠道，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线上的传播渠道成为主要渠道，企业需要向数字化传播转型，微博、微信、知乎、抖音等网络媒体占据用户大多数的接触信息渠道。新公共关系从业者要对新媒体有足够的接触与了解，并迅速跟上渠道的快速发展，提供符合平台属性的服务。
4.受众话语权的提升
提到互联网用户，UGC则是不可避开的一点，用户生产内容是互联网时代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互联网生态里，不再只是组织可以到大众传播渠道里创造内容，用户也可以生产内容。
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体的用户具有主动性和社会性，例如，很多时候组织的公关危机来源于微博某一用户的爆料，而这个爆料足够让其它看到的用户感到震惊并轻点转发，使信息迅速的扩散。公共关系从业者要注意到受众话语权的提升，这些话语权对组织来说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这要求组织在日常也要注重与公众的关系，而不是出了事情再来做公关，化危机为机遇的事情是难得一遇的，更何况这也是建立在该组织正向的三观之上（呷哺呷哺315鸭血门事件是优秀的典例）。
5.传播效果的控制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之快，危机公关对回应时间的要求越来越快。在网络中，当组织出现问题时，讨论的扩散呈现出非线性、多渠道和快速的传播过程，如果新公共关系从业者不能迅速回应事件问题，其负面影响将会严重使品牌名誉受损。
网络技术的支持，使得能够更精确地、更省时和省力地收集、统计与分析用户数据，形成数据库，也就是所谓的“大数据”。它的出现让公共关系活动愈加提高效率，用大数据来预测传播讯息对受众的影响以及分析受众的影响，用来对用户的分析包括需求、行为及其特征、态度、意见等个人行为，基于对用户的精确化分析或是对于公共关系盈利模式带来重要的变革。
诸如出现对传播效果分析的舆情监测、危机管理等业务，这也成为新公共关系时代背景下重要的技能之一。